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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记忆】人物访谈——史启祯
2014-03-18 15:51  阅读数:1338  来源:档案馆

  时 间:2014年1月22日15:00-16:50
  地 点:西北大学科学楼史启祯教授办公室
  受访人:史启祯
  访谈人:王秋林
  摄 影:红叶
  文字整理:红叶
  主题:思念母校 魂牵梦绕

思念母校 魂牵梦绕

  王:史老师,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请老先生、老校友对兰大历史做一些回顾,主要用作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您是兰大的老校友,兰大的发展有您的贡献。今天来西安听您讲讲您在兰大经历过的故事。

  史:秋林,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还是说一些家常话,谈得随便一些吧。我给你两份材料,一份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魂》,王尧宇等三位主编的,一份是我在“从教55周年庆典”上的发言稿,那次活动是2-3个月前西大化学和材学科学学院举办的。两份材料中多处涉及兰大,您想收集的信息材料中差不多都有。

  王:我在整理记录时会参考您提供的材料,让访谈记录更充实、更准确。

  史:我是1958年兰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到2013年正好55年。大体分两段:1994年之前在兰大,以后到了西北大学。从1954年上学算起,在兰大度过了40年。我在庆典发言中讲了一段涉及兰大的话,原话是这样的:“我对兰大的怀念自不待言,毕竟在那里服务了36年,4年的大学学习也是那里完成的。兰大在我的成长期提供了乳汁,也培育了我个人事业的第一个峰期。兰大化学系(现化学化工学院)在JACS(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的硕士研究生申建坤完成的,他因此获得全国配位化学第一个国际奖。他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今年也来参会。当然,对兰大的怀念相当一部分出自‘敬佩’。作为部属高校中最靠西的一所,那块土地上的肥水并不充足,却能长出一茬又一茬的好庄稼,特别是那里的化学学科。刘伟生院长前来参加了今年的聚会,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对兰大化学化工学院的祝福。”

  王:听说您在为陕西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及兰州大学,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史:不错,但并不只是那一次,在国内多个场合的报告中都讲到母校兰大。我人虽然离开了,但那里还有一大批朋友,有些还是我的老师,离开母校20年了,她让我魂牵梦绕,似乎只有明里暗里为她做点事,才能平复这种牵绕。在为陕师大所做的那场报告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我看兰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为兰大的发展出过力,那里也有我的一大批朋友,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今天以兰大说事,不是想褒或想贬,只是想与师大的同行们一起探讨一种现象。兰大有重视教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基础是江隆基校长奠定的。江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化学系教师中有‘四大台柱’之说,听他们的课,可说是一种享受,在座很多年龄大一点的教师可能熟悉你们学校分析化学的张光教授,就是当时的‘四大台柱’之一。其他三位都已过世,他们是讲授无机化学的陈佩芳、讲授有机化学的鲍启申和讲授物理化学的张汉良。这种传统对兰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举个例子,198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合作搞了个CGP考试,每年从全国13所部属综合大学的化学系选拔50名左右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作为13个大学中的‘小弟’,兰州大学当时出尽了风头。选拔共进行了5届学生,第一次兰大7名考生考取了5名,包括第1名和第4名。1985年举办了最后一次,当时我是分管化学系教学的副主任。6名考生全部考取,分别是第1名、第2名、第4名、第7名、第21名和第51名,当年录取名额为55人。1980年代开始,高校提出‘两个中心’的口号,兰大的科研进入了一个快速攀升期。这里给大家展示当时的一份简报:1991年,SCI排名在全国高校排名第8位;到了1995年,Science杂志公布了1993年的中国大学SCI排名榜,兰大上升到了第3位!取得这一骄人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迄今仍有争论的奖励制度是其中之一。1984年,兰大化学系开始奖励SCI论文,次年这项政策被推广到全校,使兰大成为全国奖励SCI论文的第一所高校。从1985年启动奖励到1993年跃居排名榜第3位,只花了短短8年工夫!兰大是实行奖励的发源地,后来许多学校都实行奖励。”

为学校谋事是自己的本分

  王:前面您说到,总想明里暗里为母校做点事,我从前对此也有点印象,您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史:这里您提了两个问题,先通过自己人生的两次重要经历回答前一问题,一次是参加中科院盐湖考察队,一次是去美国作访问学者。

(左起)史启祯、刘中立、李笃

  学生毕业时间通常在每年7月,实际上,1958年5月底我就以教师身份被外派了。那年5月底,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教授(他当时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找到当时的化学系主任刘有成教授,建议兰大参加盐湖研究,刘先生同意了。那时候没有拖累,说走就走,随柳先生和苏联专家的吉普车一起进了柴达木。工作地在当时的柴达木首府大柴旦,参加高世扬的研究组,以大柴旦盐湖的硼、锂资源为研究对象。连续三年的夏秋两季去那里,冬春两季回学校工作。这意味着我的从教经历从科研开始,这种特殊的经历影响着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在盐湖队工作期间,与高世扬先生结成了挚友。1991年,兰大和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申报无机化学博士点,就是与高先生一起谋划的。与参加盐湖研究相关,兰大还开办了一个物理化学分析专业,培养了几届学生。参与办此专业的还有马敏庄老师和马泰儒老师,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你看到的这个牌匾(即照片中镌刻有“良师益友”的牌匾),就是这个专业的部分学生2010年来西安时赠送的。其实,将他们称“朋友”更合适,毕竟这些学生都是70岁开外的人了。

  另一个例子是到美国西北大学(NU)作访问学者。我原来上报的志愿是英国,打算去曼彻斯特大学从事非三价稀土元素研究。又是刘有成先生的介入,他访问美国回来后给我说:史启祯呀,我在美国给你找了个学校,你可否考虑到巴索罗(F Basolo)教授那里去,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待人很好。我回答说,我对稀土比较熟悉,巴索罗的研究方向是反应动力学,我比较陌生,可能有问题。刘先生说:你年轻,知识面要宽些,不要盯住一个方向,对长远发展有好处。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把志愿改到美国了。两年访学期间,在美国化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3篇发表在JACS上。我与巴索罗成了朋友,他后来7次访问中国,4次主访兰大。访学快要结束时,我去他办公室,问他能不能给兰大做些事?他领我找了当时NU化学系的主任,三人一起为兰大和NU商讨了一个合作计划,每年兰大选送0-2名本科毕业生到NU攻读博士学位。这个计划成功地执行了好些年。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还联合申请了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由各自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我和高忆慈老师去美国访问花那边的钱,巴索罗到兰大访问花这边的钱。这两个项目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前面提到的兰大在JACS上发表的首篇论文就是在这两个项目下完成的。

  您的另一个问题较难回答,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学校派我们外出工作、学习是一种培养,借机为学校谋点事也是本分。也许是贵人相助,朋友的眷顾。回想起来,一生中朋友不少,能做成一点事,没有朋友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开辟教学改革的新途径

  王:作为当时兰大化学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您主持了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改革实践,当时对这件事似乎存在不同声音,现在您怎么看?

  史:我想您指的是化学系5门主干基础课使用英语原版教材上课那件事。那是1985年的事,开始实践时我已经到了校党委。

  那次教改实践面向85级两个班的60名学生,涉及的5门主干基础课和主讲教师是,无机化学(史启祯)、分析化学(朱彭龄)、有机化学(沈凤嘉)、物理化学(路宝田)和结构化学(李笃)。当时是有各种议论,但我认为是对的,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兰大办的杂志《教学与研究》上。现在更觉得它是做对了。把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联系起来,你就清楚了。

史启祯和朱子清在皋兰山顶上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小平同志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 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 以后就按新教材来上课。”这次谈话发表不久,1983年他就提出了教育要“三个面向”的重要论断。

  23年后的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校教材改革座谈会,时任副部长的吕福源同志在讲话中说:教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需大量地、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并以各种方式投入使用,才能够保证我们培养出的学生是国际一流水平的。

  1985年开始的那次实践,是在邓小平同志谈话和中央发表“三个面向”的鼓舞下开展的,比吕副部长的讲话超前了整整15年。现在是2014年了,那次实践过了将近30年,再强调“时机不成熟”就说不过去了。现在都在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很难设想离开“教材开放”的国际化。我觉得像兰大、西大这样的学校有条件把步子迈得更大些。不要把困难估计得过大,学生的潜力很大,这里向您介绍参加过那次实践的85级学生焦向东博士(道尔顿医药服务公司实验室监理,加拿大)的感受,他在《师魂》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双语教学让我的工作如鱼得水》的回忆文章,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时无机化学课选用的教材是美国大学的general Chemistry,由于同学们刚从高中升入大学英文水平不高,学习该教材非常吃力。开始时阅读1页书我要花好几个小时,要不断地查阅英汉词典。经过半个学年的艰苦努力,1小时就可阅读差不多10页书。通过英文原版教材上课,使我能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中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博士后工作中如鱼得水。

1991年我校科技论文发表情况

  王:兰大和西大一起获得的那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您牵头的,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史:是的,是我牵的头,其他三位老师是高忆慈(兰大)、李丙瑞(兰大)和曾克慰(西大)。上世纪80到90年代,我们翻译了四本国外优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书名分别是《无机化学前沿》、《过渡元素金属有机化学》、《空气敏感化合物的操作》和《无机化学》。最后一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3本都是兰大出版社出版的。那次报奖材料就是以这几本译著为主要支撑材料,并结合前面讲到的使用英语原版教材的教改实践写就的。获奖一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前些天,高教出版社与我商量一件事,他们有意让我们将《无机化学》的第5版译出来。我答应了,但不再是我牵头,而是由青年教师担纲,我仍对译文质量负责。我已翻阅了这本书的原版,觉得内容的确不错,希望其译本能在今后10年对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我在一篇题为“教材建设一定要开放”的论文(《中国大学教学》, 2006年第10期)中写道,使用国外教材,不但学生可以学到本学科的最新知识,教师还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并研究教材所折射的西方教育理念;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将会催生新一代优秀本土教材。从7年前写的这段话,您不难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翻译出版那4本书,为什么现在乐于答应高教社提出的翻译该书第5版的苦差事。

建议对学生加强辩证法的教育

  王:史老师您是老党员,在兰大党委工作达8年之久,前些年还被评为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能否从思想工作角度谈一些事情?

  史:我今年79岁了,1956年大二入的党,论党龄,也超过了半个世纪,“老”看来算得上。

  大学毕业时的两个口号让现在的我仍记忆犹新,一个是“又红又专”,一个是“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回想起来,当时那两个口号提得的确不错,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具体化了。前面讲过,兰大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乳汁,是营养全面的、而不是营养要素不全的乳汁。现在,思想教育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封闭的环境变得开放了。施教者和受教者换了两代人,当时的年青人把老师的话当作真理去吸纳,现在则看作说教而产生某种排斥力。但我认为,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事过境迁,但基本的东西却不会变。我们上大学的第一门政治课是‘联共(布)党史’,到现在还记得‘四章二节’,那里是讲唯物辩证法的,留下特深的印象。2013年,省长来西大召开座谈会,我准备了个发言,建议重视对学生加强辩证法的教育,年轻人出问题,不少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上,中宣部不是出了一本叫做《辩证看,务实办》的小册子吗,就是要解决这类问题的。

赵俪生给史启祯的书法条幅

  在兰大党委工作期间,分管的是组织、工会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包括党外朋友。至今还记得20年前离开兰大时,几十位党外朋友自发去车站送行的场面。我怀念兰大的朋友们,怀念自己的母校,母校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祝愿她趁着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风,发展得更快、更好!

人物简介:

  史启祯,男,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无机-金属有机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并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195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后留校任教,1994年到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学科带头人。曾任兰州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校党委副书记,西北大学物理无机化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物理无机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学会无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指委应用化学与化工基础教学指导组副组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部学部委员。